2003年的中国出版业面临着极好的机遇和巨大的挑战。机遇来自国家对出版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有条件的外部资金准入和对民营企业的肯定都会对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面对已经和将要进入中国的国外媒体大鳄的竞争，留给中国出版产业养精蓄锐、迅速成长壮大的时间并不多。因此，中国的出版业要寻找到超速发展的路子。从国内几家超常发展的出版社的经验来看，版权贸易在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回顾版权贸易走过的路程

　　1.为获得版权保护而进行的合作出版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中国的大门刚刚对外开启。中国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还是神秘的，遥远的，各国的人们都希望了解中国。国外的出版代表团一批一批地来到中国，他们希望引进一些中国的图书以满足国外读者的需要。但当时我国的图书设计和印制质量都达不到国外市场的要求，因此国外的出版商希望挑选一些选题在国外出版。可当时中国既没有一部著作权法，更没有加入国际著作权公约组织，因此中国的作品在国外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出版商出版得不到法律保护的作品有很大的风险。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抓住商机，又要避开风险，国外的出版商想到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即，中方与外方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的图书，著作权归双方共有。由于外方的权利可以得到国际著作权公约的保护，其他人不能擅自出版受保护的作品，出版商的权益就有了保障。这种为了寻求国际保护的合作出版模式就是中国最初的版权贸易。国外的出版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著作权支付使用费。当时与国外合作出版的大多是一些介绍中国风光的画册、中医药、武术气功及保健等方面的图书。版权贸易主要是输出。由于当时中国并不保护国外的作品，因此国内的出版社无需进行版权贸易就可以随意出版国外的作品。

　　2.海峡两岸的版权贸易1987年大陆与台湾开始交流。双方都颁布了相互保护著作权的政策。台湾的出版界人士纷纷来到大陆，面对大陆丰富的出版资源，严谨的学术作品，犹如面对一座待开采的金矿。他们像淘金者一样，大量地挑选各类选题，购买版权到台湾出版。当时很多省份，如吉林、陕西、四川等等分别组织版权贸易洽谈会，每次都能邀请几十位台湾的出版商参会，每次会都能达成一两百个协议。那时大陆的出版社大多以向港台输出版权为主。有的出版社每年都有上百种选题被港台出版社买走。港台出版社主要选择大陆的文、史、哲、教育、科技和艺术等选题。而大陆出版社则引进了港台的一些畅销书，通俗读物，如：琼瑶、三毛、廖辉英、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畅销书作家的作品。当时引进最多的另一类作品是英语学习的教材，如：扶忠汉的《双相式英语》、刘毅的《托福词汇》等。所引进的这些选题都在大陆受到极大的欢迎，每种都销售了几百万册（套）以上，这些贸易给大陆出版社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应该说当时如火如荼的两岸间的版权贸易对双方的出版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双均获益匪浅。大陆的出版社开始了解什么是版权贸易，如何进行版权贸易，培养了一批版权贸易人才。但当时更多的出版社是考虑如何把自己的版权卖出去，如何赚取一点外汇。但对如何引进版权考虑较少。但无论如何两岸的版权贸易给两岸的出版业都注入了新的活力，犹如强劲的春风为出版界带来了蓬勃生机。

　　3.国际版权贸易的开始1992年中国加入了伯尔尼和世界版权公约组织。中国公民的版权在国际公约成员国家受到了保护。同时中国也承担起保护其他公约成员国的版权责任。从此中国的出版社再不能随意翻译出版他人享有版权的作品。多少年来中国的出版社都习惯于拿到一本外文原书就可以翻译出版的做法，一下子让出版社要拿出一笔钱来卖翻译权，而且要办理联系权利人、谈判授权条件、签订合同等等费时费力的手续，这使很多出版社对引进国外版权望而却步。有些出版社虽然做到了不再出版新的翻译作品，但对原来一直出版的，已既成事实的但是没有权利人授权的作品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印刷，而不去积极地去联系授权。他们并没有感到潜在的危险。只是侥幸地希望国外的权利人不会很快，也不太容易找到他们，但没有考虑到来自国内的精明的出版同行的竞争。像上海的译文、南京的译林和广西的漓江等当时实力并不很强的出版社，他们都敏锐地抓住了这个重新洗牌的机会，雄心勃勃地规划着出版社的发展蓝图。

　　值得一提的是译文出版社，他们在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之前，就积极与国外权利人联系并取得了名著“飘”的专有中文翻译权。但与此同时国内市场上竟然有二十几个“飘”的不同版本相互竞争。国家版权局为了保护译文出版社所获得的合法权利，通过行政的手段制止了除译文出版社以外的其他所有出版社出版的“飘”。译文专有出版权受到了保护，“飘”的发行量剧增，译文实实在在地尝到了版权贸易的甜头。

　　另外一个例子是漓江出版社，他们在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后，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地购买国外著名作家的版权。1995年他们经过几年的努力，由版权代理公司取得了“牛虻”的中文专有出版权。而在他们取得授权之前，此作品一直是由一家很有名气的出版社出版了近40年，而且这家出版社在50年代还曾经向作者支付过一笔稿酬，可惜在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后他们没有积极地解决授权问题。当他们得知漓江出版社得到了“牛虻”的专有出版权后，对漓江社和代理公司十分不满，认为他们不尊重历史沿袭的实事，是不正当的竞争。然而在法制社会中，只有通过合法手段得到的权利才是受保护的，其他侥幸或想当然的想法都靠不住。漓江出版社的“牛虻“一直旺销，5年的合同很快就到期了，这时他们又遭遇了新的竞争，另外一家出版社提出要高价购买“牛虻”的版权。然而漓江社在过去的5年内一直认认真真地执行合同条款，每年实事求是地提供销售报告结算版税，因此权利人拒绝了另一家的报价，按原条件与漓江续签了合同。去年，万科影视又购卖了“牛虻”电视剧的改编权，大名鼎鼎的郑凯南导演担任制片人。相信“牛虻”电视剧的上演又将带起“牛虻”图书销售的新高潮。

　　由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善于抓住变革时期的商机，具有远见的目光，在别人舍不得掏钱时，敢于投资，往往会以很小的投入获得丰厚的回报。

　　4.版权贸易的飞速发展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越来越融入了国际大社会。我国的图书市场对国外的经济、管理、计算机、外语教学甚至生活类等图书的需求不断增大。一些看到了外版图书市场前景的出版社开始有计划，成批量地引进国外优秀选题，这些图书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市场销售火热。出版社越做越有信心，不仅销售码洋增长，出版社的品牌也立了起来。一些原来比较弱的出版社借版权贸易的项目，借国外出版社的品牌，使自己一下子腾飞起来，跻身于大社之列。

　　在出版计算机图书方面享有盛名的几大家出版社，清华大学、电子工业、机械工业、人民邮电等都是走在版权贸易前列的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于1993年10月与美国万国图文公司成立了合资公司专门从事外版计算机图书的引进工作，他们以版权贸易的形式成批量地将国外计算图书介绍到中国市场。由于这些书的技术含量高，实用性强，而且几乎与计算机技术发展同步配合，因此在市场上大受欢迎，成为图书市场的一大亮点。外版计算机图书的引进，对普及和发展计算机技术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同时也打造一批名牌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在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图书的出版上已经形成了品牌，产生了规模效应。他们出版各类计算机图书2000种。其中“世界著名大学计算机精选”、“计算机软件水平考试和资格考试”等已成为读者耳熟能详的图书品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国内已经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本土作家，他们具有全新的知识结构和很强的知识更新能力，能够很快掌握新技术，并迅速编写出高水平、高技术含量的计算机图书。例如，2001年清华大学的“ProgressinTransmission”、“ElectornMicroscopy”等计算机类选题输出到了德国。2002年，电子工业出版的《加密与解密———软加保护技术及完全解决方案》等一批优秀计算机技术图书成功地实现了版权的输出。我国的计算机技术图书的版权贸易已从单纯的大量引进逐渐过渡到了有进有出的新阶段。

　　中信出版社几年前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社。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使其名利双收，成规模的经济企管类图书的引进，使中信的品牌树立起来。广西接力出版社2001年在市场的占有率居130多位，仅一年2002年该社就上升到60多位。是什么使他们腾飞的如此迅速？除了出版社的体制改革之外，大力开展版权贸易也使他们成功的主要经验。他们在版权贸易方面确立了“近交港台，中拉日韩，远交欧美”的长远发展战略。他们以敏锐的目光和良好的信誉先后与美国的华纳兄弟世界出版公司，英国的DK，德国的帝耐曼，日本的讲谈社、小学馆等多家著名的出版机构进行合作，成绩斐然。《兔巴哥系列丛书》累计印数120万册，《新一代妈妈宝宝护理大全》10万册。今年初引进的《麦兜》系列丛书已销售28万册。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是一家规模很小，只有四、五十人的出版公司。1996该公司全年总共引进和输出了5种选题。而2002年5月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一次就引进118种，输出了56种选题。同年10月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他们与欧美国家的出版商又签订了126项引进选题合同。版权贸易的选题已经占了该公司当年出书总量的80％，创造的利润成为公司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已经成为开展版权贸易的一匹“黑马”。

　　2002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民营书业机构的身影活跃在各个国外的展台前。更有很多民营书商不远万里到法兰克福书展去淘金。北京正源图书销售连锁经营有限公司的一本《格调》掀起了图书销售的一个高潮，几米的漫画更使他们对版权贸易充满了信心。读书人策划的《富爸爸，穷爸爸》也使我们看到了民营书业在版权贸易中的不可低估的力量。

　　与轰轰烈烈的版权引进相比，我国的版权输出比例失衡，贸易逆差很大，这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各方面的主意，相信在政府的的扶植下，通过各方努力尝试，情况会逐渐改变。对那些在版权输出方面做得好的出版社应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大力宣传。例如，江苏少儿出版社的版权贸易一直处于顺差，他们已向外输出版权450多种选题。江苏少儿的期刊《东方娃娃》创刊不到一年，香港忠诚文教公司就与该社合作推出香港、澳门版《东方娃娃———大板牙》。他们在进行版权贸易时不断地总结经验，寻找商机，当发现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出版商不断地购买24开本图文书的版权时，出版社的领导把握住这样一个趋势，及时将24开本的彩图连环画重新包装制作，使图书形式再创新，十分受港台及东南亚出版商的欢迎。浙江少儿出版社在版权输出方面也非常成功。他们2001年到2002年共有159种图书输出。北京出版社、上海古籍、山东科技、北大出版社每年都有30至40种出版物向海外输出版权。去年《电力需求的管理》期刊在“走出去”方面迈出了新步伐。他们把自1999年10月创刊以来的文章，精选出26篇论文，译成英文以增刊的形式出版，彩色印刷，装帧精美，重点向国际市场发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还吸引了不少海外广告。